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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社會—中產階級蒸發了
當「下流社會」的名詞在日本出現，立即引爆討論。
因為社會「向下流動」的趨勢正在世界悄然成形，日 美歐出現中產漸漸消失的現象，而危機，同步暗藏台灣。
在台灣，中產階級可支配所得遠不如1990年代的水準，大專以上畢業生的失業率也一路攀高，社會下 沉的拉力愈來愈大，
當全球社會紛紛向下流動，台灣 ，能預防嗎？
嬌小的身材、精明幹練的袁曉芳（化名），在規模二百人的中小企業擔任高階主管，身上扛著七 千萬的營業額。最近兒子進了小學，袁曉芳打算在台北市大安區買間離學區近的房子。
有天，房屋仲介打電話來，要他們去看一間四十坪大的公寓。仲介在他掛上電話前，趕緊提醒了 一句，「記得帶手電筒。」
那是一間三十年的老公寓，原屋主把隔間都打掉了，也沒有水電，但一坪高達五十萬，總價達二 千萬。袁曉芳關上手電筒，心也沉到了谷底。
袁曉芳和他先生都有大學以上的學歷， 兩人年薪加總近二百萬，不論是從人口統計、還是收入統 計看來，他們都非常肯定自己是社會的菁英族群。 但是，他們努力工作了十五年，面對三十年的 老公寓卻覺得如此遙不可及。袁曉芳不禁自問，「我還是中產階級嗎？ 這個社會還有中產階級嗎
？」
學歷不再保證工作機會，薪資成長被上升的物價侵蝕成負數，象徵穩定的自有住宅成為奢望的空 中樓閣，中產階級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開始覺得向下流動，成為許多社會共同的痛苦。
世界的共同危機--美、日、英中產階級蒸發
美國，向來強調努力就有希望，但是最近調查卻發現，年收入兩萬五千到七萬五千美元的中等收 入人口逐年減少，但兩萬五千美元以下，和七萬五千美元以上的兩個族群都在增加，社會因中產 階級萎縮，而形成中間凹陷的「M 」字型。
日本雖然貧富差距小，但是最近的熱門話題，卻是「下流社會」。根據日本內閣府調查，二十到 三十四歲的年輕族群，認為自己在社會上居於中間階層的人，十年來掉了近十個百分點；而認為 自己屬於下層階級的，卻增加一三．三％。
英國則出現「IPOD世代 」（iPod generation），說的不是蘋果電腦推出的當紅「iPod 」，是指年輕 一代承受沒安全感（ insecure）、壓力大（pressured ）、同時承擔過重的稅負（overtaxed ）及高築 的債務 （debt-ridden）四種壓力，對人生喪失熱情。
台灣也拉警報
可支配所得在台灣全社會中間二五％到七五％的家庭，他們所分配到的所得，在二 ○○一及二○ ○二年達到近年來的低點，即使近兩年有緩步增加，但仍遠不如整個一九九○ 年代的水準。
「現在就是生活愈來愈難，因為貧富差距不平均。 我們特別惡化，中國的惡化好歹也是高經濟成 長換來的，我們沒有成長，還陪著人家這樣，說不過去，」立委暨台大財金系教授劉憶如說。
經濟成長趨緩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薪資成長跟不上物價膨脹的速度。去年，受雇員工的平均薪資 只有微幅成長一．三八％，但扣掉二．三％的物價成長率，大家的實質薪資其實在縮水，再加上 利率負成長，財富難以累積，而房價卻在這個時候，創下歷史新高。
例如，近十年來，台北市平均房價增加二○ ％，現在正在歷史高峰。但每戶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卻 只成長一 ○％。而為了補填財政赤字的黑洞，政府近四年已變賣相當於九十個大安森林公園的土 地。
三月初，對國內房市具重要指標意義的「信義聯勤俱樂部」標售案，由新光人壽以平均每坪二七 四萬多元得標，創下國內住宅地價的最高天價，預估未來房屋建成後每坪售價將突破一百萬，又 是一座豪宅，把房價帶到另一波新高點。
這一波波的豪宅，看在薪資所得階級眼中，又是多虛幻。倒因為果的景氣刺激政策，讓人民苦不 堪言。
一九八八年一波的房地產熱，是由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牽動，但 在經濟成長只有四％的今天，房 價為什麼仍創下歷史新高？追根究柢，因為政府對經濟的著力點很弱。
政府期望借助房地產的活絡，帶動周邊的效應，例如鋼筋、水泥、玻璃、民生用品、家電等產業 。
為了製造經濟活絡的假象，從二○○○ 年景氣低迷開始， 政府撥出低利房貸希望刺激買氣，撥出 的金額從三千兩百億到現在超過一兆元， 加上銀行推出的「百分百房貸」，人人看似買得起房子 ，卻不知不覺將房價衝到一坪近三十萬。
「這二、三年外在氛圍都在鼓勵買房子，貸款利率便宜，有些人是衝動性購買，像現金卡效應， 好像不用什麼錢就可以跨過購屋門檻。 等到開始繳房貸後，才發現並不一定負擔得起，」信義房 屋協理張欣民說，「這是一個弔詭。」
張欣民認為，應該從經濟成長來帶動房地產，個人所得增加 ，大家有買房換房的意願，帶動房地 產榮景，「有一個真正的基礎在支撐，現在這個有點虛。」
下一代為何痛苦
已奠定既有經濟基礎的中產階級，都有這麼強烈的壓力，原本應是「中產階級儲備軍」的大學畢 業生，則是自覺往下層流動。
「我覺得我不是中產階級，」六十八年次，出國念碩士回來已在出版社工作二年多的余佩芬說。
她回到台灣找的第一份
工作薪資三萬出頭，一星期七天幾乎有做不完的工作 ，除了工作，幾乎沒 有社交生活，也 很少回家好好吃頓晚飯。「我父母在他們三十歲之前，就已經結婚、買了房子、 車子，我真的非常非常擔心，我根本沒辦法在三十歲時，同時擁有這些。我想我也不可能給我的 小孩，像我父母給我的這種生活，」一頭捲髮、看來總是笑嘻嘻的余佩芬，說起和上一代的比較 ，她也不禁皺眉擔心。
「我得到的是更多的教育資源 ，父母花了二百多萬送我出國， 照理要比我父母有更多的機會、更 好的發展 ，我也沒有不認真，也不奢侈， 但為什麼就是感覺做不到？」
主因來自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潮浪下，許多開發中國家及共產國家崩解，原本的三個世界併成一 個世界，包括中國、印度的低技術、低薪資勞工大量釋出，也將台灣捲入人力供需嚴重失調的潮 流中。
其中光是電子五哥的外移，台灣至少就短缺了二十萬個以上的工作。例如華碩在大陸的雇用人數 約四萬多人，而鴻海更是超過十萬人。「台灣年輕人面對很大的壓力，因為產業出走的背後是很 多人來和他搶工作，」青輔會主委鄭麗君說。
在國內，一方面產業出走、人力需求減少，一方面大學擴張，大學畢業生過度供給，雙面夾殺大 學生的就業機會。近年大學擴張，大專以上學歷的學生，十年間從七十萬人成長到近一百三十萬 ，其中碩士生的成長率接近三○○ ％、博士生則成長超過一五○％，造成學歷泡沫化，已無法墊 高新世代的就業優勢。
一九九五年，大專以上學歷的失業人數僅有四萬六千人，二○○ 四年，已超過十四萬人，暴增三 倍。相較全體失業人數，大專以上學歷的失業人是在逆向攀高。
偏差價值觀橫行
在一間大型金控公司的會議室裡，擠滿了新進的保險業務員，人資主管正在台上介紹公司的制度 及業務員的福利。台下卻有一張和別人興奮表情呈對比的臉孔，他瞇著眼，自顧自的想出了神， 他此刻心裡滿是不服氣，「我為什麼會在這？再給我一點時間，我是考得上外交官的。」
事實上，他已經考了三年都沒考上。因為近年來外交人員的名額縮減，而自政治、外交系所畢業 的學生人數卻大增，錄取率從一四％，降到二 ○○四年只有三％。加上他在校期間的就學貸款， 緩衝還錢的期限到了，他必須儘快找到工作。
即使頂著政治學碩士的學位，二十九歲的他一時仍找不到工作，只能勉強接受一個月基本薪資二 萬五千元的工作。 他的夢，開始離他遠去。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 台灣三十五歲以下的就業人口，十年來分配到的所得比例愈來愈少，從 一九九二年的四十％降到二○○四年只剩三十％。
這個時候，社會的價值觀就轉為選擇立即的快樂︱︱消費。
國策顧問、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蕭新煌觀察，當發生「錢不是那麼好賺」的感覺時，人的心中就 會出現一種心態：「反正錢不好賺，也存不了，乾脆花掉算了，」所以反而會注意在消費。
「過去是因為機會太多，你不去抓它太可惜了 ，所以拚命一天做二十個小時。」現在機會少了， 乾脆把錢拿去投資自己的文化、精神或物質生活，「但壞的一面是卡奴，」蕭新煌說。
年輕人大膽消費，做了太多不負責任的選擇，造就了包括卡奴、學貸族等社會問題。
這其實也是產業政策、教育政策的不完整所造成。例如銀行在企業客戶外移下，只好將火力集中 在跑不掉的消費者身上。而過度擴張的大學教育，讓使用就學貸款的人數及金額也不斷膨脹。
令人擔心的是，再加上有限的工作機會及收入，到最後，這群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的年輕人，在 還沒有正式踏出社會，就選擇了放棄。如此惡性循環，難保我們不會真的和日本一樣墮入「下流 社會」。
「政府一直用政策鼓勵消費。」中經院研究員吳惠林說，「為了追求經濟成長，就要大家增加消 費，這是非常大的迷思。」
吳惠林只好每次教課時，就不斷向學生口苦婆心，希望大家能壓抑對流行物質的慾望，回歸原點 檢視自己真正的需要。包括消費及不斷擴張的教育。
政府的立場，則應該幫台灣走出自己的產業政策，並結合教育。「讓我們的年輕人在保有工作、 做好工作的同時，也能過好的生活，」鄭麗君說，「還是鼓勵年輕人要迎向挑戰，不要停在那裡抱怨。」
當「下流社會」的名詞在日本出現，立即引爆討論。
因為社會「向下流動」的趨勢正在世界悄然成形，日 美歐出現中產漸漸消失的現象，而危機，同步暗藏台灣。
在台灣，中產階級可支配所得遠不如1990年代的水準，大專以上畢業生的失業率也一路攀高，社會下 沉的拉力愈來愈大，
當全球社會紛紛向下流動，台灣 ，能預防嗎？
嬌小的身材、精明幹練的袁曉芳（化名），在規模二百人的中小企業擔任高階主管，身上扛著七 千萬的營業額。最近兒子進了小學，袁曉芳打算在台北市大安區買間離學區近的房子。
有天，房屋仲介打電話來，要他們去看一間四十坪大的公寓。仲介在他掛上電話前，趕緊提醒了 一句，「記得帶手電筒。」
那是一間三十年的老公寓，原屋主把隔間都打掉了，也沒有水電，但一坪高達五十萬，總價達二 千萬。袁曉芳關上手電筒，心也沉到了谷底。
袁曉芳和他先生都有大學以上的學歷， 兩人年薪加總近二百萬，不論是從人口統計、還是收入統 計看來，他們都非常肯定自己是社會的菁英族群。 但是，他們努力工作了十五年，面對三十年的 老公寓卻覺得如此遙不可及。袁曉芳不禁自問，「我還是中產階級嗎？ 這個社會還有中產階級嗎
？」
學歷不再保證工作機會，薪資成長被上升的物價侵蝕成負數，象徵穩定的自有住宅成為奢望的空 中樓閣，中產階級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開始覺得向下流動，成為許多社會共同的痛苦。
世界的共同危機--美、日、英中產階級蒸發
美國，向來強調努力就有希望，但是最近調查卻發現，年收入兩萬五千到七萬五千美元的中等收 入人口逐年減少，但兩萬五千美元以下，和七萬五千美元以上的兩個族群都在增加，社會因中產 階級萎縮，而形成中間凹陷的「M 」字型。
日本雖然貧富差距小，但是最近的熱門話題，卻是「下流社會」。根據日本內閣府調查，二十到 三十四歲的年輕族群，認為自己在社會上居於中間階層的人，十年來掉了近十個百分點；而認為 自己屬於下層階級的，卻增加一三．三％。
英國則出現「IPOD世代 」（iPod generation），說的不是蘋果電腦推出的當紅「iPod 」，是指年輕 一代承受沒安全感（ insecure）、壓力大（pressured ）、同時承擔過重的稅負（overtaxed ）及高築 的債務 （debt-ridden）四種壓力，對人生喪失熱情。
台灣也拉警報
可支配所得在台灣全社會中間二五％到七五％的家庭，他們所分配到的所得，在二 ○○一及二○ ○二年達到近年來的低點，即使近兩年有緩步增加，但仍遠不如整個一九九○ 年代的水準。
「現在就是生活愈來愈難，因為貧富差距不平均。 我們特別惡化，中國的惡化好歹也是高經濟成 長換來的，我們沒有成長，還陪著人家這樣，說不過去，」立委暨台大財金系教授劉憶如說。
經濟成長趨緩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薪資成長跟不上物價膨脹的速度。去年，受雇員工的平均薪資 只有微幅成長一．三八％，但扣掉二．三％的物價成長率，大家的實質薪資其實在縮水，再加上 利率負成長，財富難以累積，而房價卻在這個時候，創下歷史新高。
例如，近十年來，台北市平均房價增加二○ ％，現在正在歷史高峰。但每戶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卻 只成長一 ○％。而為了補填財政赤字的黑洞，政府近四年已變賣相當於九十個大安森林公園的土 地。
三月初，對國內房市具重要指標意義的「信義聯勤俱樂部」標售案，由新光人壽以平均每坪二七 四萬多元得標，創下國內住宅地價的最高天價，預估未來房屋建成後每坪售價將突破一百萬，又 是一座豪宅，把房價帶到另一波新高點。
這一波波的豪宅，看在薪資所得階級眼中，又是多虛幻。倒因為果的景氣刺激政策，讓人民苦不 堪言。
一九八八年一波的房地產熱，是由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牽動，但 在經濟成長只有四％的今天，房 價為什麼仍創下歷史新高？追根究柢，因為政府對經濟的著力點很弱。
政府期望借助房地產的活絡，帶動周邊的效應，例如鋼筋、水泥、玻璃、民生用品、家電等產業 。
為了製造經濟活絡的假象，從二○○○ 年景氣低迷開始， 政府撥出低利房貸希望刺激買氣，撥出 的金額從三千兩百億到現在超過一兆元， 加上銀行推出的「百分百房貸」，人人看似買得起房子 ，卻不知不覺將房價衝到一坪近三十萬。
「這二、三年外在氛圍都在鼓勵買房子，貸款利率便宜，有些人是衝動性購買，像現金卡效應， 好像不用什麼錢就可以跨過購屋門檻。 等到開始繳房貸後，才發現並不一定負擔得起，」信義房 屋協理張欣民說，「這是一個弔詭。」
張欣民認為，應該從經濟成長來帶動房地產，個人所得增加 ，大家有買房換房的意願，帶動房地 產榮景，「有一個真正的基礎在支撐，現在這個有點虛。」
下一代為何痛苦
已奠定既有經濟基礎的中產階級，都有這麼強烈的壓力，原本應是「中產階級儲備軍」的大學畢 業生，則是自覺往下層流動。
「我覺得我不是中產階級，」六十八年次，出國念碩士回來已在出版社工作二年多的余佩芬說。
她回到台灣找的第一份
工作薪資三萬出頭，一星期七天幾乎有做不完的工作 ，除了工作，幾乎沒 有社交生活，也 很少回家好好吃頓晚飯。「我父母在他們三十歲之前，就已經結婚、買了房子、 車子，我真的非常非常擔心，我根本沒辦法在三十歲時，同時擁有這些。我想我也不可能給我的 小孩，像我父母給我的這種生活，」一頭捲髮、看來總是笑嘻嘻的余佩芬，說起和上一代的比較 ，她也不禁皺眉擔心。
「我得到的是更多的教育資源 ，父母花了二百多萬送我出國， 照理要比我父母有更多的機會、更 好的發展 ，我也沒有不認真，也不奢侈， 但為什麼就是感覺做不到？」
主因來自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潮浪下，許多開發中國家及共產國家崩解，原本的三個世界併成一 個世界，包括中國、印度的低技術、低薪資勞工大量釋出，也將台灣捲入人力供需嚴重失調的潮 流中。
其中光是電子五哥的外移，台灣至少就短缺了二十萬個以上的工作。例如華碩在大陸的雇用人數 約四萬多人，而鴻海更是超過十萬人。「台灣年輕人面對很大的壓力，因為產業出走的背後是很 多人來和他搶工作，」青輔會主委鄭麗君說。
在國內，一方面產業出走、人力需求減少，一方面大學擴張，大學畢業生過度供給，雙面夾殺大 學生的就業機會。近年大學擴張，大專以上學歷的學生，十年間從七十萬人成長到近一百三十萬 ，其中碩士生的成長率接近三○○ ％、博士生則成長超過一五○％，造成學歷泡沫化，已無法墊 高新世代的就業優勢。
一九九五年，大專以上學歷的失業人數僅有四萬六千人，二○○ 四年，已超過十四萬人，暴增三 倍。相較全體失業人數，大專以上學歷的失業人是在逆向攀高。
偏差價值觀橫行
在一間大型金控公司的會議室裡，擠滿了新進的保險業務員，人資主管正在台上介紹公司的制度 及業務員的福利。台下卻有一張和別人興奮表情呈對比的臉孔，他瞇著眼，自顧自的想出了神， 他此刻心裡滿是不服氣，「我為什麼會在這？再給我一點時間，我是考得上外交官的。」
事實上，他已經考了三年都沒考上。因為近年來外交人員的名額縮減，而自政治、外交系所畢業 的學生人數卻大增，錄取率從一四％，降到二 ○○四年只有三％。加上他在校期間的就學貸款， 緩衝還錢的期限到了，他必須儘快找到工作。
即使頂著政治學碩士的學位，二十九歲的他一時仍找不到工作，只能勉強接受一個月基本薪資二 萬五千元的工作。 他的夢，開始離他遠去。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 台灣三十五歲以下的就業人口，十年來分配到的所得比例愈來愈少，從 一九九二年的四十％降到二○○四年只剩三十％。
這個時候，社會的價值觀就轉為選擇立即的快樂︱︱消費。
國策顧問、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蕭新煌觀察，當發生「錢不是那麼好賺」的感覺時，人的心中就 會出現一種心態：「反正錢不好賺，也存不了，乾脆花掉算了，」所以反而會注意在消費。
「過去是因為機會太多，你不去抓它太可惜了 ，所以拚命一天做二十個小時。」現在機會少了， 乾脆把錢拿去投資自己的文化、精神或物質生活，「但壞的一面是卡奴，」蕭新煌說。
年輕人大膽消費，做了太多不負責任的選擇，造就了包括卡奴、學貸族等社會問題。
這其實也是產業政策、教育政策的不完整所造成。例如銀行在企業客戶外移下，只好將火力集中 在跑不掉的消費者身上。而過度擴張的大學教育，讓使用就學貸款的人數及金額也不斷膨脹。
令人擔心的是，再加上有限的工作機會及收入，到最後，這群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的年輕人，在 還沒有正式踏出社會，就選擇了放棄。如此惡性循環，難保我們不會真的和日本一樣墮入「下流 社會」。
「政府一直用政策鼓勵消費。」中經院研究員吳惠林說，「為了追求經濟成長，就要大家增加消 費，這是非常大的迷思。」
吳惠林只好每次教課時，就不斷向學生口苦婆心，希望大家能壓抑對流行物質的慾望，回歸原點 檢視自己真正的需要。包括消費及不斷擴張的教育。
政府的立場，則應該幫台灣走出自己的產業政策，並結合教育。「讓我們的年輕人在保有工作、 做好工作的同時，也能過好的生活，」鄭麗君說，「還是鼓勵年輕人要迎向挑戰，不要停在那裡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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